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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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过街。脸被撞烂、腿被打断的小伙子不是这一带惟一的抢匪。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不想在喝了酒后再撞上一个。
不行,我得回到我的地盘。我本来只打算喝一杯,或许两杯,但我不敢保证我真能适可而止,而且我也不能断言两杯酒下肚以后我会做出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先回到我的地盘,在酒吧喝它一杯,绝不超过两杯,然后带几罐啤酒回房。
问题是无论怎么喝酒都不安全,至少对我而言。这我不是已经证明过了?我到底还打算再证明几次?
那我该如何是好?抖到我散架?我不喝酒就没法睡觉。我不喝酒也没法坐踏实,看在老天的份上。
好吧,去他妈的。我还是得喝一杯。那是药啊。任何医生看了我,都会开这处方。
任何医生?罗斯福医院那个实习医生呢?我感觉到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正是那抢匪抓着的部位,然后把我推入巷内。
“看着我,仔细听。你是酒鬼。再不戒酒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迟早总要死的,是那八百万种死法之一。不过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至少我可以死得离家近一点。
我走到马路边。一辆吉普赛出租车——惟一会在哈勒姆区揽客的那种——缓缓驶向我。司机是个西班牙裔中年妇女,诡异的红发上压了顶帽子,她认为我还算安全,我踏进车,关上门,要她送我到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
一路上我千头万绪。我的手还在发抖,只是没有先前厉害,但内心的发颤仍然没有好转迹象。这趟车程好像永远到不了终点,这时我突然听到那女人问我要停在哪个街角。我要她靠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前,绿灯亮时,她笔直穿过十字路口,在我说的地方停下。我没动静,她扭头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想起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什么也喝不到嘴。当然,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忘记比利把我踢出去了,但也有可能记得。
只要一想到踏入店内遭到拒绝,我就已经火得浑身发热。不,去他们的,我才不踏进他们天杀的大门。
该上哪儿呢?波莉酒吧应该打烊了,他们一向提前打烊。法雷尔小店呢?
金死后我就在那里喝的第一杯酒。拿起那只杯子之前,我已经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还记得那酒。它叫“早年时光’。
奇怪我总记得喝的是哪种牌子的酒。其实全是垃圾,不过你就是会牢牢记得这类细节。
不久前聚会时,我也听到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我戒酒的成效如何了?四天没碰酒了吗?我可以上楼回房,老老实实呆着,然后一觉醒来就是第五天的开始。
只不过我不可能睡着。我连房间都待不住。我会试一试,可是我到哪儿都待不住,因为我现在感觉糟糕,惟一陪我作伴的只有我那乱糟糟的脑袋瓜。如果现在不喝,一个钟头以后我还是会喝。
“先生?你还好吧?”—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对那女人眨眨眼,拿出钱包,抽了一张二十元钞票。
“我要打个电话。”我说“就在街角那个电话亭。这钱你拿着。在这等我,好吗?”
也许她会拿着钞票扬长而去。我并不在乎。我走向电话亭,塞个铜板,开始拨号。
现在打实在太晚。几点了?过两点。不是熟人打这电话实在嫌晚。
操。我大可以回房。只要呆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头脑清醒。
酒吧通常三点打洋。
那又怎样?附近有家熟食店会卖啤酒给我,不管合不合法。
五十一街上有家酒吧通宵营业,在西十一街和十二大道之间。
不过他们有可能已经关门。我很久没去那里了。
金达基嫩前厅的柜子有瓶“野火鸡”而她的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
这可吓住我了。整整一瓶酒,我随到随喝。要是到了那里,我不可能喝一两杯就算完事,我会喝光整瓶,而且只要开喝,我会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我还是打了电话。
她在睡觉。听她接电话的声音我就知道。
我说:“我是马修。抱歉这么晚打来。”
“没关系。现在几点?老天,已经过了两点。”
“抱歉。”
“没关系。你还好吗,马修?”
“不好。”
“喝了酒?”
“没有。”
“那就没事。”
“我快崩溃了。”我说“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不喝酒的办法。”
“做得好。”
“我可以过去吗?”
一阵死寂。算了,我在想。在法雷尔小店打烊前赶紧喝上一杯,然后打道回府。早知道就不打这通电话。
“马修,我也说不好这想法对不对。记住只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熬就好,实在没办法就一分钟一分钟来也可以,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吵醒我没关系,可是——”
我说:“半小时前我差点丢掉小命。我狠狠揍了那个家伙,又把他的腿打断。这辈子我从没抖得这么厉害。我看只有喝酒才能止住,可是我不敢喝,又怕我忍不住还是会去喝。本想只有找个人陪着聊天才能熬过去,不过这也难说。抱掀,不该吵你的。这又不是你的责任,抱歉,”
“等等。”
“我还在。”
“圣马克斯广场那儿有个地方,周末晚上都通宵聚会。地址就在通讯录里,我帮你查。”
‘好啊。”
“你不想去,对吧?”
“每次聚会我都说不出话。算了,简,我不会有事。”
“你在儿?”
“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
“你多久可以到这儿?”
我扫了一眼阿姆斯特朗酒吧。我的吉普赛出租车还停在那里。
“有辆出租车等着我。”我说。
“还记得怎么过来?”
“记得,”
出租车把我载到简那栋位于利斯本纳德街的六层仓库式建筑前头,计费表已经快吃光原本的二十块钱。我又给了她二十块钱。给得有点多,但我心存感激,而且我大方得起。
我按简的铃,两声长三声短,然后走出门外,等她给我丢下钥匙。我搭电梯到五楼,然后爬上她的阁楼小屋。
“挺快。”她说,‘你还真有辆出租车等着。”
不过也足够她更衣。她已换上旧的李牌牛仔裤,和一件红黑相间的花格子法兰绒衬衫。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中等身高,骨肉匀称,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她有一张心型脸,头发暗棕带灰,垂到肩膀。间隔适中的灰色大眼睛。她没有化妆。
她说:“我煮了咖啡。你不爱加东西,对吧?”
“只加波本。”
“开玩笑。你坐,我去拿咖啡。”
她捧着咖啡过来时,我正站在她的雕塑梅杜莎旁边。我的指尖沿着她的蛇形发辫滑下。
“她的头发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我说“她金黄色的头发绑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极了你的梅杜莎。”
“谁?”
“她被人刺死,我不知道从哪说起。”
“随便哪里。”
我讲了很久,语无伦次,从事情的起头说到当晚被抢的经过。然后倒回前面,再讲后面。她偶尔起身去拿咖啡,等她回来时,我会接着话头说下去。或许我另外又起个话头。这都无所谓。
我说:“我不知道该拿那混账怎么办。打倒他以后,我搜他的身。我不能把他送警察局,又不甘心放他一马。本想毙了他,却又下不了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抓他的头再多撞几次墙的话,有可能就叫他上西天了。老实跟你说,我很高兴见到他死。可是看他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我实在没法扣下扳机。”
“当然。”
“可我也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让他走回街上。他会再找一把枪,再找人下手。所以我就折断他的腿。以后他的骨头愈合,他还会为非作歹,不过至少目前街上少了一个歹徒。”我耸耸肩“好像没什么道理,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重要的是你没喝酒。”
“重要的是那个吗?”
“对啊。”
“我差点喝了。如果我回到住处,或者没有联络到你——天知道我有多想喝。我还是想喝。”
“不过你不会。”
“嗯,不会。’
“你有没有辅导员,马修?”
“没有。”
“该找一个、帮助很大。”
“怎么说?”—棒槌学堂e书小组—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你有一个?”
她点点头:“刚才和你通完话后,我就打给她。”
“为什么?”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每次和她讲活我都能恢复平静。因为我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我不该叫你过来。”她笑起来“还好你那时已经上了路。”
“她还说些什么?’
灰色的大眼睛回避我的视线:“说我不能和你上床。”
“她说这干嘛?”
“因为戒酒第一年和人发生性关系不好,因为跟刚刚开始戒酒的人牵扯不清会惹出很大麻烦。”
“老天,”我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啦,不是因为欲火焚身。”
“我明白。”
“你的辅导员说什么你都照做吗?”
“尽可能。”
“这个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女人。她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事实上,她比我小一岁半。不过她已经戒了将近六年。”
“时间真长。”
“对我来说是很长。”她拿起杯子,看到里头是空的,又放回去“你能找到人当辅导员吗?”
“得自己去找?”
“对啊。”
“如果我找你呢?”
她摇摇头:“首先,你必须找男性。其次,我清醒的时间还不够长。第三,我们是朋友。”
“辅导员不能是朋友?”
“不能是我们这种朋友,只能是戒酒协会的同志。第四,应该要找你家附近团体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常常接触。”
我很不情愿地想到吉姆。
“有那么个人,我偶尔会跟他说说话。”
“找个能聊的人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跟他聊天。我想也许可以吧。”
“你很尊敬他滴酒不沾吗?”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呱。你是否——‘’
“昨天晚上我告诉他我看了报上新闻心烦。所有的街头犯罪,人家不断互和伤害。我受不了,简。”
“我了解。”
“他要我别再看报。你笑什么?”
“这话听起来像设计好的程序。”
“他们说的全是一文不值的垃圾。‘我丢了工作,母亲得癌症死掉、鼻子要动切除手术,可是我今天没有喝酒,所以我算是打了胜仗。’”
“他们讲的真是全都一个调,对不?”
“有时候。什么那么好笑?”
“‘鼻子要动切除手术’,确定是鼻子?”
“别笑。”我说“这种事很严重的,开不得玩笑。”过了一会儿,她讲起她家附近,一个会员:儿子被撞死,司机一跑了之。那人跑去参加戒酒协会,谈到这事,从众人的支持中汲取力量。显然,他带给大家不少启示。他一直滴酒不沾。
也因此有能力应付这事故,安慰、鼓舞家人共渡难关,同时也能节哀顺变,不再感到压抑。
我思忖经历自己的悲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念头便闪到多年前的意外:我的流弹反弹,害死一个叫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六岁女孩,如果事后我不碰酒的话,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我当时应付自己感觉的办法是猛灌波本,要不然无法承受其后的感觉。那时这看来当然是个好办法。
也许不是。也没有捷径,没有方便之门。也许你必须勉强自已经历痛苦。
我说:“纽约人一般都不担心被车撞到。但车祸在这儿也会发生,跟别的地方一样。他们有没有抓到肇事司机?”
“没有。”
“他也许喝了酒。通常都是这个原因。”
“也许他失去意识。也许他第二天恢复知觉后、根本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老大爷。”我说,想起那个晚上的演讲人——刺死自己爱人的男子。“翡翠城里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种死法。”
“裸城。”
“我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是翡翠城。”
“哦?我是从哪儿听来的呢?”
“绿野仙踪。记得吗?堪萨斯的多萝西和她的小狗托托。改编成电影由朱迪嘉兰主演,小女孩奔向彩虹。”
“我当然记得。”
“跟着黄砖路往前走,它通向翡翠城,在那儿活着伟大的魔法师。”
“我记得。稻草人、锡人,还有怯懦的狮子,我统统记得。但我是怎么想起翡翠城的呢?”
“你是酒鬼。”她提醒说“你少了几个脑细胞、如此而己。”
我点点头:“肯定如此。”我回答。
我们就寝时,天空已发亮。我睡在沙发上,裹在她多出的两条毯子里。起先我以为自己一定睡不着,但倦意像高涨的潮水涌来,我完全屈服,随它去吧。
我说不出它把我带向何方,因为我睡得和死人一样。如果做了梦,我也毫无记忆。我醒时闻到煮咖啡豆以及油炸培根的香味。我冲个澡,拿她给我的一次性刮胡刀刮了胡子,然后换上衣服,和她坐在厨房的松木桌旁。我喝柳橙汁及咖啡。吃培根炒蛋和上头加蜜桃干的全麦烤松饼。记忆里,我的胃口从未如此好。
礼拜天下午有群人在她家东边几条街外聚会。她告诉我,这是她固定参加的聚会,问我想不想加入。
“我有些事情得做。”
“礼拜天做?”
“礼拜天做又怎么样?”
“礼拜天下午你真能办好什么事情?”
打开头起,我就真没办好什么事。今天我能做什么呢?
我打开记事本,拨了桑妮的号码。没人接听。我打到我的旅馆,桑妮没留话“男孩”丹尼以及我昨晚淡过的人也没有。
唔“男孩”丹尼这时候八成还在睡觉,其他大部分人应该也是。
有个口信要我联络钱斯,我开始拨他的号码,然后又停住。
如果简打算参加聚会,我可不想独自待在她这仓库一样的房子里等他回话。她的辅导员可能反对。
会场是在佛西斯街一家犹太教堂的二楼。禁止抽烟。参加戒酒聚会却没有闻到弥漫一整屋子的烟昧,这我还是头一遭碰到。
那儿约有五十个人,她似乎认识其中大部分人。她把我引见给某些人,他们的名字我随听随忘。我自我意识强烈,引起别人的注意让我不自在。我的外表也没多大帮助。尽管没有和衣睡觉,但一身衣服却邋里邋遢,是昨晚巷斗留下的结果。
巷斗的另一个后遗症也开始浮现。直到离开她家时,我才发现自已浑身疼得厉害。头部因为撞击了很多次异常酸痛,一只上臂和肩膀淤血青紫,其他肌肉我一动就开始抗议。打斗结束时我毫无感觉,但所有该有的痛苦全在第二天向我讨债。
我拿了些咖啡和饼干,坐到聚会结束。其实也还好。演讲人见证词很短,剩下很多时间供人家讨论。得举手才能发表意见。
结束前十五分钟,简举手说,她很幸运能一直滴酒不沾,而这大半要归功于她的辅导员,能在她烦心或者迷茫的时候给她安慰和鼓励。她并没有举证细节。我觉得她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但我可不领情。
我没有举手。
会后她打算跟别人一起去喝咖啡,问我要不要也去。我不想再喝咖啡,也不想要人陪。我编了个理由回绝。
走到外头分手以前,她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好。
“还想喝酒吗?”
“不。”我说。
“很高兴你昨晚打了电话。”
“我也很高兴。”
“欢迎随时打来,马修。必要的话,就算半夜也无所谓。”
“希望不会有这必要。”
“不过如果需要,记得打来。好吗?”
“当然。”
“马修,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什么事?”
“想喝酒时,要先打个电话给我。”
“我今天不会喝的。”
“我知道。不过如果你决定,如果你想喝的话,得先打个电话给我。能答应呜?”
“好。”—棒槌学堂e书小组—
搭地铁往上城去时,我想到这段谈话,觉得自己轻易许诺,实在是很愚蠢。但——她听了很高兴。如果她高兴的话,撒谎又有何妨?
钱斯又留了口信。我从大厅打到他的服务处说,我已经回到旅馆。我买份报纸上楼,好消磨等他回话的时间。
头条新闻非常引人。皇后区一家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不到五岁的小孩——坐着他们新买的闪亮奔驰出游。有人开车冲向他们,用散弹枪往车里扫射整整两管子弹。四人统统死掉,警方在他们的公寓搜查,发现一大笔现金以及尚未分装的古柯碱。警方推论,此次大屠杀与毒品有关。不是开玩笑的。
报纸没提到我留在巷内的那家伙。嗯,不出我所料。他碰上我时,周日报纸已经发行。倒也不是说他有可能会上明天、或是后天的报。如果我宰了他,他还有可能在报屁股占一小块,但一个被人打断双腿的黑小子有何新闻价值可言?
我正想着,听到有人敲门。
奇怪,清洁女工在礼拜天一律休假,而我仅有的几名访客通常会从楼下先打电话上来。我拿起椅上的外套,从口袋掏出点三二手枪。我还没把它扔掉。从断腿朋友身上摸走的两把刀子也都还在。我握着枪走向门边,问来人是谁。
“钱斯。”
我把枪放回口袋,打开门。
“一般人会先打个电话。”我说。
“柜台那人在看书,我不想打扰他。”
“真周到。”
“这是我的注册商标。”他打量着我,估算我有几斤几量。
然后视线挪开,开始扫视我的房间。
“好地方。”他说。
这话很讽刺,但他的语气不是。我关上门,指指椅子。他仍然站着“对我的脾气。”我说。
“看得出来。斯巴达式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他穿了件海军蓝夹克和灰色法兰绒长裤。没穿大衣。嗯,今天要暖和一些,而且他又一直呆在车里。
他走到窗旁,望出去。
“昨晚我找过你。”他说。
“我知道。”
“你没回电。”
“我刚刚才知道你留了口信,再说我又正要出门。”
“昨晚没在这里睡?”
“对。”
他点点头。他转身面对着我,表情难以捉摸。我以前没见过他这副神情。
他说:“你跟我所有的女孩谈过?”
“嗯,除了桑妮,”
“是啊。你还没见过她,是吧?”
“对。我昨晚试了几回,今天中午又打了一次。一直没人接听。”
“她昨晚找过你。”
“没错。”
“什么时候?”
我试着回想:“我大约八点离开旅馆,十点过后不久回来。那口信已经在等着我、但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留的。按说前台该把时间写上。但他们常常敷衍了事。总之。留言条我八成已经丢了。”
“没有保留的必要。”
“是啊。知道她打来就好,留着干嘛?”
他盯了我好久。我看到他深棕色的眼睛里闪着金点。他说:“操,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不像我。大部分时候我至少以为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什么也没说。
“你是我的人,因为你帮我做事。但我看只有天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钱斯?”
“妈的。”他说“问题是,我能信任你多少?我老在想,我到底还能不能信任你。我是信任你。毕竟。我把你带到我家,老兄。我可从没带别人去过我家。我他妈的干嘛那么做?”
“不知道。”
“我是说,我想炫耀吗?我是想跟你说,瞧这黑鬼的格调够高吧?或者我邀你进去,是要你看看我的灵魂?妈的,不管怎么说,我开始以为真的可以相信你。但这样做对吗?”
“我没法帮你做决定。”
“嗯。”他说“是不能。”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巴“我昨晚给她,桑妮,打电话打了几次,跟你一样,也没人接听。呃,好吧。那无所谓。没开答录机,那也没什么,因为有时候她会忘了接插头。然后我又打过去,一点半,或许两点,还是没有回答,所以我就开车过去瞧瞧。当然我有钥匙。那是我的公寓。为什么我不能有把钥匙?”
我开始明白是什么事儿了,但我让他自己讲。
“呃,她是在那儿。”他说“她还在那儿。你明白吧,她已经死了。”
我没有过街。脸被撞烂、腿被打断的小伙子不是这一带惟一的抢匪。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不想在喝了酒后再撞上一个。
不行,我得回到我的地盘。我本来只打算喝一杯,或许两杯,但我不敢保证我真能适可而止,而且我也不能断言两杯酒下肚以后我会做出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先回到我的地盘,在酒吧喝它一杯,绝不超过两杯,然后带几罐啤酒回房。
问题是无论怎么喝酒都不安全,至少对我而言。这我不是已经证明过了?我到底还打算再证明几次?
那我该如何是好?抖到我散架?我不喝酒就没法睡觉。我不喝酒也没法坐踏实,看在老天的份上。
好吧,去他妈的。我还是得喝一杯。那是药啊。任何医生看了我,都会开这处方。
任何医生?罗斯福医院那个实习医生呢?我感觉到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正是那抢匪抓着的部位,然后把我推入巷内。
“看着我,仔细听。你是酒鬼。再不戒酒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迟早总要死的,是那八百万种死法之一。不过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至少我可以死得离家近一点。
我走到马路边。一辆吉普赛出租车——惟一会在哈勒姆区揽客的那种——缓缓驶向我。司机是个西班牙裔中年妇女,诡异的红发上压了顶帽子,她认为我还算安全,我踏进车,关上门,要她送我到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
一路上我千头万绪。我的手还在发抖,只是没有先前厉害,但内心的发颤仍然没有好转迹象。这趟车程好像永远到不了终点,这时我突然听到那女人问我要停在哪个街角。我要她靠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前,绿灯亮时,她笔直穿过十字路口,在我说的地方停下。我没动静,她扭头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想起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什么也喝不到嘴。当然,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忘记比利把我踢出去了,但也有可能记得。
只要一想到踏入店内遭到拒绝,我就已经火得浑身发热。不,去他们的,我才不踏进他们天杀的大门。
该上哪儿呢?波莉酒吧应该打烊了,他们一向提前打烊。法雷尔小店呢?
金死后我就在那里喝的第一杯酒。拿起那只杯子之前,我已经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还记得那酒。它叫“早年时光’。
奇怪我总记得喝的是哪种牌子的酒。其实全是垃圾,不过你就是会牢牢记得这类细节。
不久前聚会时,我也听到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我戒酒的成效如何了?四天没碰酒了吗?我可以上楼回房,老老实实呆着,然后一觉醒来就是第五天的开始。
只不过我不可能睡着。我连房间都待不住。我会试一试,可是我到哪儿都待不住,因为我现在感觉糟糕,惟一陪我作伴的只有我那乱糟糟的脑袋瓜。如果现在不喝,一个钟头以后我还是会喝。
“先生?你还好吧?”—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对那女人眨眨眼,拿出钱包,抽了一张二十元钞票。
“我要打个电话。”我说“就在街角那个电话亭。这钱你拿着。在这等我,好吗?”
也许她会拿着钞票扬长而去。我并不在乎。我走向电话亭,塞个铜板,开始拨号。
现在打实在太晚。几点了?过两点。不是熟人打这电话实在嫌晚。
操。我大可以回房。只要呆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头脑清醒。
酒吧通常三点打洋。
那又怎样?附近有家熟食店会卖啤酒给我,不管合不合法。
五十一街上有家酒吧通宵营业,在西十一街和十二大道之间。
不过他们有可能已经关门。我很久没去那里了。
金达基嫩前厅的柜子有瓶“野火鸡”而她的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
这可吓住我了。整整一瓶酒,我随到随喝。要是到了那里,我不可能喝一两杯就算完事,我会喝光整瓶,而且只要开喝,我会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我还是打了电话。
她在睡觉。听她接电话的声音我就知道。
我说:“我是马修。抱歉这么晚打来。”
“没关系。现在几点?老天,已经过了两点。”
“抱歉。”
“没关系。你还好吗,马修?”
“不好。”
“喝了酒?”
“没有。”
“那就没事。”
“我快崩溃了。”我说“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不喝酒的办法。”
“做得好。”
“我可以过去吗?”
一阵死寂。算了,我在想。在法雷尔小店打烊前赶紧喝上一杯,然后打道回府。早知道就不打这通电话。
“马修,我也说不好这想法对不对。记住只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熬就好,实在没办法就一分钟一分钟来也可以,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吵醒我没关系,可是——”
我说:“半小时前我差点丢掉小命。我狠狠揍了那个家伙,又把他的腿打断。这辈子我从没抖得这么厉害。我看只有喝酒才能止住,可是我不敢喝,又怕我忍不住还是会去喝。本想只有找个人陪着聊天才能熬过去,不过这也难说。抱掀,不该吵你的。这又不是你的责任,抱歉,”
“等等。”
“我还在。”
“圣马克斯广场那儿有个地方,周末晚上都通宵聚会。地址就在通讯录里,我帮你查。”
‘好啊。”
“你不想去,对吧?”
“每次聚会我都说不出话。算了,简,我不会有事。”
“你在儿?”
“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
“你多久可以到这儿?”
我扫了一眼阿姆斯特朗酒吧。我的吉普赛出租车还停在那里。
“有辆出租车等着我。”我说。
“还记得怎么过来?”
“记得,”
出租车把我载到简那栋位于利斯本纳德街的六层仓库式建筑前头,计费表已经快吃光原本的二十块钱。我又给了她二十块钱。给得有点多,但我心存感激,而且我大方得起。
我按简的铃,两声长三声短,然后走出门外,等她给我丢下钥匙。我搭电梯到五楼,然后爬上她的阁楼小屋。
“挺快。”她说,‘你还真有辆出租车等着。”
不过也足够她更衣。她已换上旧的李牌牛仔裤,和一件红黑相间的花格子法兰绒衬衫。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中等身高,骨肉匀称,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她有一张心型脸,头发暗棕带灰,垂到肩膀。间隔适中的灰色大眼睛。她没有化妆。
她说:“我煮了咖啡。你不爱加东西,对吧?”
“只加波本。”
“开玩笑。你坐,我去拿咖啡。”
她捧着咖啡过来时,我正站在她的雕塑梅杜莎旁边。我的指尖沿着她的蛇形发辫滑下。
“她的头发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我说“她金黄色的头发绑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极了你的梅杜莎。”
“谁?”
“她被人刺死,我不知道从哪说起。”
“随便哪里。”
我讲了很久,语无伦次,从事情的起头说到当晚被抢的经过。然后倒回前面,再讲后面。她偶尔起身去拿咖啡,等她回来时,我会接着话头说下去。或许我另外又起个话头。这都无所谓。
我说:“我不知道该拿那混账怎么办。打倒他以后,我搜他的身。我不能把他送警察局,又不甘心放他一马。本想毙了他,却又下不了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抓他的头再多撞几次墙的话,有可能就叫他上西天了。老实跟你说,我很高兴见到他死。可是看他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我实在没法扣下扳机。”
“当然。”
“可我也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让他走回街上。他会再找一把枪,再找人下手。所以我就折断他的腿。以后他的骨头愈合,他还会为非作歹,不过至少目前街上少了一个歹徒。”我耸耸肩“好像没什么道理,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重要的是你没喝酒。”
“重要的是那个吗?”
“对啊。”
“我差点喝了。如果我回到住处,或者没有联络到你——天知道我有多想喝。我还是想喝。”
“不过你不会。”
“嗯,不会。’
“你有没有辅导员,马修?”
“没有。”
“该找一个、帮助很大。”
“怎么说?”—棒槌学堂e书小组—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你有一个?”
她点点头:“刚才和你通完话后,我就打给她。”
“为什么?”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每次和她讲活我都能恢复平静。因为我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我不该叫你过来。”她笑起来“还好你那时已经上了路。”
“她还说些什么?’
灰色的大眼睛回避我的视线:“说我不能和你上床。”
“她说这干嘛?”
“因为戒酒第一年和人发生性关系不好,因为跟刚刚开始戒酒的人牵扯不清会惹出很大麻烦。”
“老天,”我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啦,不是因为欲火焚身。”
“我明白。”
“你的辅导员说什么你都照做吗?”
“尽可能。”
“这个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女人。她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事实上,她比我小一岁半。不过她已经戒了将近六年。”
“时间真长。”
“对我来说是很长。”她拿起杯子,看到里头是空的,又放回去“你能找到人当辅导员吗?”
“得自己去找?”
“对啊。”
“如果我找你呢?”
她摇摇头:“首先,你必须找男性。其次,我清醒的时间还不够长。第三,我们是朋友。”
“辅导员不能是朋友?”
“不能是我们这种朋友,只能是戒酒协会的同志。第四,应该要找你家附近团体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常常接触。”
我很不情愿地想到吉姆。
“有那么个人,我偶尔会跟他说说话。”
“找个能聊的人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跟他聊天。我想也许可以吧。”
“你很尊敬他滴酒不沾吗?”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呱。你是否——‘’
“昨天晚上我告诉他我看了报上新闻心烦。所有的街头犯罪,人家不断互和伤害。我受不了,简。”
“我了解。”
“他要我别再看报。你笑什么?”
“这话听起来像设计好的程序。”
“他们说的全是一文不值的垃圾。‘我丢了工作,母亲得癌症死掉、鼻子要动切除手术,可是我今天没有喝酒,所以我算是打了胜仗。’”
“他们讲的真是全都一个调,对不?”
“有时候。什么那么好笑?”
“‘鼻子要动切除手术’,确定是鼻子?”
“别笑。”我说“这种事很严重的,开不得玩笑。”过了一会儿,她讲起她家附近,一个会员:儿子被撞死,司机一跑了之。那人跑去参加戒酒协会,谈到这事,从众人的支持中汲取力量。显然,他带给大家不少启示。他一直滴酒不沾。
也因此有能力应付这事故,安慰、鼓舞家人共渡难关,同时也能节哀顺变,不再感到压抑。
我思忖经历自己的悲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念头便闪到多年前的意外:我的流弹反弹,害死一个叫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六岁女孩,如果事后我不碰酒的话,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我当时应付自己感觉的办法是猛灌波本,要不然无法承受其后的感觉。那时这看来当然是个好办法。
也许不是。也没有捷径,没有方便之门。也许你必须勉强自已经历痛苦。
我说:“纽约人一般都不担心被车撞到。但车祸在这儿也会发生,跟别的地方一样。他们有没有抓到肇事司机?”
“没有。”
“他也许喝了酒。通常都是这个原因。”
“也许他失去意识。也许他第二天恢复知觉后、根本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老大爷。”我说,想起那个晚上的演讲人——刺死自己爱人的男子。“翡翠城里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种死法。”
“裸城。”
“我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是翡翠城。”
“哦?我是从哪儿听来的呢?”
“绿野仙踪。记得吗?堪萨斯的多萝西和她的小狗托托。改编成电影由朱迪嘉兰主演,小女孩奔向彩虹。”
“我当然记得。”
“跟着黄砖路往前走,它通向翡翠城,在那儿活着伟大的魔法师。”
“我记得。稻草人、锡人,还有怯懦的狮子,我统统记得。但我是怎么想起翡翠城的呢?”
“你是酒鬼。”她提醒说“你少了几个脑细胞、如此而己。”
我点点头:“肯定如此。”我回答。
我们就寝时,天空已发亮。我睡在沙发上,裹在她多出的两条毯子里。起先我以为自己一定睡不着,但倦意像高涨的潮水涌来,我完全屈服,随它去吧。
我说不出它把我带向何方,因为我睡得和死人一样。如果做了梦,我也毫无记忆。我醒时闻到煮咖啡豆以及油炸培根的香味。我冲个澡,拿她给我的一次性刮胡刀刮了胡子,然后换上衣服,和她坐在厨房的松木桌旁。我喝柳橙汁及咖啡。吃培根炒蛋和上头加蜜桃干的全麦烤松饼。记忆里,我的胃口从未如此好。
礼拜天下午有群人在她家东边几条街外聚会。她告诉我,这是她固定参加的聚会,问我想不想加入。
“我有些事情得做。”
“礼拜天做?”
“礼拜天做又怎么样?”
“礼拜天下午你真能办好什么事情?”
打开头起,我就真没办好什么事。今天我能做什么呢?
我打开记事本,拨了桑妮的号码。没人接听。我打到我的旅馆,桑妮没留话“男孩”丹尼以及我昨晚淡过的人也没有。
唔“男孩”丹尼这时候八成还在睡觉,其他大部分人应该也是。
有个口信要我联络钱斯,我开始拨他的号码,然后又停住。
如果简打算参加聚会,我可不想独自待在她这仓库一样的房子里等他回话。她的辅导员可能反对。
会场是在佛西斯街一家犹太教堂的二楼。禁止抽烟。参加戒酒聚会却没有闻到弥漫一整屋子的烟昧,这我还是头一遭碰到。
那儿约有五十个人,她似乎认识其中大部分人。她把我引见给某些人,他们的名字我随听随忘。我自我意识强烈,引起别人的注意让我不自在。我的外表也没多大帮助。尽管没有和衣睡觉,但一身衣服却邋里邋遢,是昨晚巷斗留下的结果。
巷斗的另一个后遗症也开始浮现。直到离开她家时,我才发现自已浑身疼得厉害。头部因为撞击了很多次异常酸痛,一只上臂和肩膀淤血青紫,其他肌肉我一动就开始抗议。打斗结束时我毫无感觉,但所有该有的痛苦全在第二天向我讨债。
我拿了些咖啡和饼干,坐到聚会结束。其实也还好。演讲人见证词很短,剩下很多时间供人家讨论。得举手才能发表意见。
结束前十五分钟,简举手说,她很幸运能一直滴酒不沾,而这大半要归功于她的辅导员,能在她烦心或者迷茫的时候给她安慰和鼓励。她并没有举证细节。我觉得她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但我可不领情。
我没有举手。
会后她打算跟别人一起去喝咖啡,问我要不要也去。我不想再喝咖啡,也不想要人陪。我编了个理由回绝。
走到外头分手以前,她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好。
“还想喝酒吗?”
“不。”我说。
“很高兴你昨晚打了电话。”
“我也很高兴。”
“欢迎随时打来,马修。必要的话,就算半夜也无所谓。”
“希望不会有这必要。”
“不过如果需要,记得打来。好吗?”
“当然。”
“马修,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什么事?”
“想喝酒时,要先打个电话给我。”
“我今天不会喝的。”
“我知道。不过如果你决定,如果你想喝的话,得先打个电话给我。能答应呜?”
“好。”—棒槌学堂e书小组—
搭地铁往上城去时,我想到这段谈话,觉得自己轻易许诺,实在是很愚蠢。但——她听了很高兴。如果她高兴的话,撒谎又有何妨?
钱斯又留了口信。我从大厅打到他的服务处说,我已经回到旅馆。我买份报纸上楼,好消磨等他回话的时间。
头条新闻非常引人。皇后区一家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不到五岁的小孩——坐着他们新买的闪亮奔驰出游。有人开车冲向他们,用散弹枪往车里扫射整整两管子弹。四人统统死掉,警方在他们的公寓搜查,发现一大笔现金以及尚未分装的古柯碱。警方推论,此次大屠杀与毒品有关。不是开玩笑的。
报纸没提到我留在巷内的那家伙。嗯,不出我所料。他碰上我时,周日报纸已经发行。倒也不是说他有可能会上明天、或是后天的报。如果我宰了他,他还有可能在报屁股占一小块,但一个被人打断双腿的黑小子有何新闻价值可言?
我正想着,听到有人敲门。
奇怪,清洁女工在礼拜天一律休假,而我仅有的几名访客通常会从楼下先打电话上来。我拿起椅上的外套,从口袋掏出点三二手枪。我还没把它扔掉。从断腿朋友身上摸走的两把刀子也都还在。我握着枪走向门边,问来人是谁。
“钱斯。”
我把枪放回口袋,打开门。
“一般人会先打个电话。”我说。
“柜台那人在看书,我不想打扰他。”
“真周到。”
“这是我的注册商标。”他打量着我,估算我有几斤几量。
然后视线挪开,开始扫视我的房间。
“好地方。”他说。
这话很讽刺,但他的语气不是。我关上门,指指椅子。他仍然站着“对我的脾气。”我说。
“看得出来。斯巴达式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他穿了件海军蓝夹克和灰色法兰绒长裤。没穿大衣。嗯,今天要暖和一些,而且他又一直呆在车里。
他走到窗旁,望出去。
“昨晚我找过你。”他说。
“我知道。”
“你没回电。”
“我刚刚才知道你留了口信,再说我又正要出门。”
“昨晚没在这里睡?”
“对。”
他点点头。他转身面对着我,表情难以捉摸。我以前没见过他这副神情。
他说:“你跟我所有的女孩谈过?”
“嗯,除了桑妮,”
“是啊。你还没见过她,是吧?”
“对。我昨晚试了几回,今天中午又打了一次。一直没人接听。”
“她昨晚找过你。”
“没错。”
“什么时候?”
我试着回想:“我大约八点离开旅馆,十点过后不久回来。那口信已经在等着我、但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留的。按说前台该把时间写上。但他们常常敷衍了事。总之。留言条我八成已经丢了。”
“没有保留的必要。”
“是啊。知道她打来就好,留着干嘛?”
他盯了我好久。我看到他深棕色的眼睛里闪着金点。他说:“操,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不像我。大部分时候我至少以为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什么也没说。
“你是我的人,因为你帮我做事。但我看只有天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钱斯?”
“妈的。”他说“问题是,我能信任你多少?我老在想,我到底还能不能信任你。我是信任你。毕竟。我把你带到我家,老兄。我可从没带别人去过我家。我他妈的干嘛那么做?”
“不知道。”
“我是说,我想炫耀吗?我是想跟你说,瞧这黑鬼的格调够高吧?或者我邀你进去,是要你看看我的灵魂?妈的,不管怎么说,我开始以为真的可以相信你。但这样做对吗?”
“我没法帮你做决定。”
“嗯。”他说“是不能。”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巴“我昨晚给她,桑妮,打电话打了几次,跟你一样,也没人接听。呃,好吧。那无所谓。没开答录机,那也没什么,因为有时候她会忘了接插头。然后我又打过去,一点半,或许两点,还是没有回答,所以我就开车过去瞧瞧。当然我有钥匙。那是我的公寓。为什么我不能有把钥匙?”
我开始明白是什么事儿了,但我让他自己讲。
“呃,她是在那儿。”他说“她还在那儿。你明白吧,她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