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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逃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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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冬天到来的时候,没剩下几架飞机了。天上落下来的光是雨。然后,有一天,天变冷,下雪了。

    正是在这个星期,我们从扬州又转到南京,两地之间坐车要不了几小时。到南京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雪。雪使我想起了羽毛,想起了我和甘玩的羽毛球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情景。

    在南京,我们也有一个空军派来的勤务兵。这一个跟扬州的那个不同,没那么疯。他老是说,"别担心,太太,雪下不了多久,在南京,雪就像高级军官,不会常来,来了也待不长。"

    我和胡兰从一所大宅子一楼的窗子向外望着。这地方原是个外国商人建造的漂亮别墅,现在成了各色人等的临时大本营。它共有两层,有四根廊柱,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屋子周围全是树——勤务兵说,这些树全是法国进口的。但现在树叶已经凋落,根本就分不出是中国树还是法国树。屋子坐落在城里最好的地段,靠近古老的西城墙,再走一段路过去就是莫愁湖,所以它离市中心不远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里面望一眼,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进去马上就会看到:沙发已经被无数人的屁股磨损了,地毯已经被年复一年来来往往的脚步踏薄了,每间房间里的墙纸都已剥落发黄,厨房角落里有漏雨的裂缝,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人照管的孤儿。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务兵怎么清煤炉,免得下次弄得烟雾腾腾。这时,文福回来了,说,"你清这个,不过替别人清罢了。"然后他告诉我们,空军已经发出通知,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南京,也许在两星期内,也许更快。

    "我们来这儿还不到一星期呢。"我说。文福没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日本人来了。

    那天我去空军的邮局发两封电报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钱的银行,要他们汇四百元钱给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给文福的妹妹,告诉她送钱的地方。发电报的小姐帮助我尽可能用最少的字把电文发出去。在给文福妹妹的电报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们马上就要逃难。"

    逃难这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这事看得严重点,办得快一点。也许我有点夸大,也许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地方加上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能使大家都跳起来。

    逃难,这个字什么意思?我觉得美国没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字来表达所有这一类麻烦。不,"refugee"1不是这个意思,不准确。"refugee"是指你逃难后还活着。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么使你逃难的。

    1难民。

    你很幸运,从来没经历过逃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可怕的危险来了,不光是对你一个人的,而是对很多人的,所以每个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这是一种追赶你的恐惧,一种病,就像发高烧那样。所以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快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没别的念头了。你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连那个要杀你的人的喘气声都听到了。你只要听到一声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够了,高热就变成了寒颤,流遍你的全身,从背脊一直流到脚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运,连这个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差点儿就落在我头上的。

    我写完电文,发电报的小姐问我,"你真的以为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了吗?"

    我不想吓着她,就说,"因为我小姑有点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这么说,这样她就会抓紧去办。"

    那姑娘笑起来了,夸我真聪明。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但大家都叫她王贝蒂,"漂亮贝蒂",因为她跟大家都很喜欢的影星戴维斯贝蒂长得很像,也是同样的发式,嗓子也有点沙哑,眼睛也是那么大,只不过眼皮有点下垂,上面有点浮肿。我觉得她有甲状腺亢进或肾脏炎,才会成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典型的南京人,"闪电式结婚"——认识了一个飞行员,马上就嫁给他,就这么快。这个飞行员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认识。婚后大概才两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阵亡了。但他总算还有时间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

    四天后,我又去了邮局。我的小姑真够厉害的,取到钱后两天她就把钱汇出了,但不是汇给我,而是汇给了文福!这是王贝蒂告诉我的。文福已经来过,把这笔钱取走了。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蒂,"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紧关头救命用的。"

    贝蒂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事总是落在女人头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具,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头,"我丈夫死的时候,部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子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子赚点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孙子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我干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道我是一只鸭子吗——给他们孵蛋,让他们吃?"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蒂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道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口。"

    "不需要别的借口。"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坚持说。

    文福做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

    "别说这种话!"我喊起来了。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种话。"他吼道。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阴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阴暗的部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口舌,文福早已把钱花得精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子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当然,我无话可说。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子的梦想中。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轮船。"

    "别那么傻,车子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必须是顶呱呱的小车。"我说。

    "嚯!当然是顶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连做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顶篷也截掉了。美国人管这种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种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顶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管什么车子,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高出十倍的价钱。他按按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做成了这么一笔好交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进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腿伸了进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按响了喇叭。

    "我们走呷!"他喊道,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腿伸进去就要开走了。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出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我的头发贴在脸上,冷风从耳边呜呜吹过,脑袋都冻僵麻木了。

    "瞧这个!"文福喊道,开得更快了。我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他来了个急转弯,我们轮子转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这车真棒,棒极了!"他喊道。

    他把车轮转来转去,避开路上一个烂泥坑,又避开一辆慢吞吞的驴车。他朝一个小伙子按响喇叭,吓得他跳进了一个积着雨水的坑洼里。他冲散了一排六只小鸭组成的队伍,这些小鸭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知什么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险,或慢慢过来的灾难,每当我尖叫起来,或闭上眼睛时,文福就大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开车兜风了。于是他就约家国去,两人就像一对快乐的男孩开车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脸不高兴。

    "玩得痛快吗?"我问。他没吭声。我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还是没吭声。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于是我想,怪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回来的喇叭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门口,望望黑沉沉的过道和大路,没有车子。

    "新车呢,哪去了?"我问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边。我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狗娘养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兰跟我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家国告诉她的。

    他们把车开到了南门外的乡下,然后爬上一座小山,又从一条小路冲下,一直到了文福以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只野兔当作日本飞机,为了追上它,他把车开得飞一般快。但那只兔子跑得更快,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到另一条路,它跳上一个土坡,车子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车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只乌龟趴在另一只乌龟上,开不动了。

    他想把车子倒回来。家国跳出车子,想把车往前推。然后文福拼命把油门踏板往下踩,让轮子转得越来越快,发动机声音越来越响。最后,——哇!引擎盖下冒出一团黑烟,火花也蹿出来了。

    他俩赶紧跳开,站在一边,眼看着小车就在岩石堆上着起火来了。火焰越蹿越高,于是他们就往后躲。然后,正当他们去找灭火工具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周围的荒地全烧着了,整块荒地全是这种高低不平的岩石——就像成千上万只乌龟搁浅在一片干涸的海上。

    没等胡兰说完,我就知道文福干了什么了,他把车子开进一个可怜的乡村墓地里了。

    胡兰叉起双臂说,"当然,我骂了家国。他怎么这么大意,没教你丈夫更小心一点。"

    当她告诉我文福毁了那车子的时候,我本该大哭一场,我本该大发一通脾气,他就这么把我的四百元钱给白白糟蹋掉了。

    但我反而笑起来了。胡兰以为我疯了。我笑得那么厉害,笑得眼泪也流下来,气也喘不过来,话也说不出来了。

    所以我没解释我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好像看到我丈夫站在坟地上,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我好像看到小车在岩石堆上燃烧,仿佛吊唁者在给死者送礼。我为那个死去的广东飞行员感到高兴,原本属于他的小车又开到天国去了。

    同一天上午我和胡兰进了城。我披上了我的那件长长的绿外套,穿一双平时穿的鞋子,因为到市中心有三四里路。你问一里多远?大概是你们美国人所说的一公里的一半路程吧。这段路我得走去。我不像你,上杂货店买东西都要钻进小车开两个街区。

    路上我在邮局停了一会,又拍了一个电报。这次是拍给花生的。她现在已经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上海人,是那个算命女人给她找的。我要王贝蒂写一封跟上次一模一样的电文:"我们马上要逃难了。"只不过这一次我又加了句:"直接汇江雯丽本人四百元。"贝蒂没问另外四百元到哪儿去了。可我想她已经知道了。

    拍完电报,我和胡兰就直奔市场去买我们的杂货。那天早上很冷,我记得当时我还望望乌云密布、灰蒙蒙的天空,说,"说不定又要下雪了。"

    胡兰也抬头望望天,"云还不够多。我听说这里整个冬天只下一两次雪,不会一场接一场下的。"

    我们到了市场,这时大概十点钟左右,摊贩们天一亮就在这儿占好位子了。他们现在很想做些小生意暖暖身子。市场外面小伙子们蹲在堆积如山的蔬菜前,市场里面是一排排的桌子,上面摆着豆腐桶、盘秤、番茄和萝卜,还有一篮篮香菇,一盆盆活鱼,从南边运过来的淡水蟹、小麦、鸡蛋和生面条。

    人们像长龙一样经过摊位,口中呵着热气,形成一团团小雾。早上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还很开心,还没有被一天的劳累所压倒,已经在考虑晚上的那顿菜的配料了。

    我和胡兰随着炒栗子的香味往前走,现在我们已经站在那个小摊前了。他抖着装得满满的一篮黑金般的栗子。这时离我们吃早饭差不多已过了三个钟头了,于是我们两人都同意:来一把炒栗子正好暖暖手。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摊主说,"半个钟头前我刚刚加过蜜糖,壳都崩开来了。"他取出两个纸袋,给我们一人包了六颗。

    我刚剥开一颗准备把热乎乎的栗子送进嘴里,忽然,街上传来一声惊叫,"日本飞机!灾难来了!"接着我们就听到了飞机声,远远听去就像打雷一样。

    所有的人,所有的摊贩,全都开始互相推搡着,奔跑起来。栗子篮倾倒了,母鸡呱呱呱地叫着,在笼子里扑腾。胡兰抓住我的手,我们也开始奔跑起来,好像我们能跑得过飞机似的。飞机声越来越响,直到我们的后背,就像大象吼叫一样。我们知道子弹和炸弹就要投下来了。周围的人一下子全趴下了,就像田野里的小麦一下子被风吹倒那样。我也趴下了,是胡兰把我推倒的,但因为我肚子那么大,只能侧身躺着。"这下我们死定了!"胡兰哭了。

    我把脸紧贴地面,双手抱着头。人们在尖叫,我们也听不清,因为头顶的飞机声实在大响了。胡兰的手拉住我的肩膀,我能感到她的手在发抖,要不,就是我的身体使她发抖的。

    过了一会,飞机声好像远去了。我感到我的心怦怦直跳,于是知道自己还活着。我抬起头,看看别人也把头抬起来了。我感到大运气,太高兴了。我听到有人在喊,"菩萨保佑,谢天谢地!"然后我们听到飞机又飞回来了。所有感谢菩萨的人现在都骂起来了。我们又低下了头,我以为这些咒骂声是我最后的记忆了。飞机来回盘旋着,人头随着飞机而忽上忽下,就像在向日本飞机磕头。

    我真是又生气又害怕。我想起来跑了,但我的身体太笨,爬不起来。虽然我很想活下去,可脑袋里想到的只是死。也许是因为周围的人全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已经在召唤佛来引他们到另一世界里去了。

    我想,我们已经死了吗?我怎么知道的?我好像觉得呼吸已经停止了,但我的思想还很活跃,我的手还能感到地面的冰冷和坚硬。我还能听到飞机声,现在它到哪去了,好像越来越远了。

    念佛声停止了,但我们还待在地上,不敢出声,不敢动弹。过了很久,我才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了。我感觉到周围的人爬起来了,有人在呜咽,有个小孩哇哇大哭起来。我不想起来看周围发生的事。胡兰摇摇我,"你受伤了吗?快起来!"可我没动。我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起来!"胡兰喊道,"你到底怎么了?"

    胡兰帮我站起来。我们慢慢地抬起头来,那同一片麦地现在也直起身来了。我们大家都小声说:"没血。"胡兰叫道:"没血!只有雪!"至少是她首先想到了这一点。她说了后,我也想到了。无数的大雪片盖住了大街,落在趴在地上的人们的背上。

    我抬起头,看到天上雪还在落下来,每一片都有纸那么大。我们前面的一个摊贩捡了一张起来,原来是一张薄纸,他递给我:"上面都说些啥?"

    纸上画了一个中国小姑娘坐在一个日本军人肩膀上。"日本政府说,"我说,"如果我们不抵抗,大家就会得到好的待遇。不用害怕。如果我们抵抗,大家就会遭殃。"

    这时我听到一个中国士兵在大街上叫起来了,他像疯了似的,用脚踢那些雪片一样的传单。"撒谎!撒谎!"他嚷道,"他们在上海也说过同样的话。瞧他们是怎么对付我们的!我们的军队还剩下什么!只剩下一些破布来擦干中国的血迹!"

    一个老太婆开始骂他了。"别说了!别踢了!你得规矩点,要不我们大伙全跟着遭殃了。"但那士兵还是吼着。那老太婆朝他脚上吐了口痰,背起自己的袋,走掉了。于是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有人开始吼起来,过了一会整条大街全被恐慌的声音淹没了。

    我告诉你,那天,当这种恐慌症传染开来时,每一个人都好像换了个人。只有当你逃难时,你才会发现你心中早就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着了。我看到人们开始抢食物,偷东西,摊贩们也离开了热气腾腾的炉子。到处能看到人们在打架,在争吵,孩子找不到大人,哇哇大哭,大家互相推搡着挤进公共汽车,当他们看到大街上人太多,车子开不动时,又全从车上跳下来了。

    胡兰叫我们前面的三轮车夫把我们拉回家去。但他刚跳下车子要扶我们上去,一个大汉将他推倒在地,跳上三轮车骑走了。没等我说出"好可怕呀",一个要饭的小男孩扑过来,要来抢我手中的钱包,胡兰把他打开了。

    突然有人喊:"快跑!快跑!"大家就拼命跑了起来,一群人向我们冲来。一大桶冰鱼翻倒了,好像一只花瓶。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哭着——这哭声好惨哪,哭了好久,直到成千上万的脚步声把它淹没。胡兰扭住我的胳膊,弄得我晕头转向,让我跟着人流往前跑。然后我们就被卷进了人流,夹在人缝里左冲右突。我能感觉到无数的胳膊和膝盖抵住了我的后背和肚子。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我们被夹在中间,只能随着人群,一起喘气,一起流动。

    胡兰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不断把我往前推。"快走,快走。"她在我后面,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做祷告。"快走,快走。"每走一步她都要这么说。突然人群来到一个开阔地带,一下子散开了。我发现前后左右没人推搡了,大家都管自己各奔东西。

    "走这儿,走这儿。"胡兰说。我感到她的手从我肩头松开了。

    "走哪条路?"我朝后问,"胡兰!"

    没人回答。

    "胡兰!胡兰!"我喊道。我回过头去,拨开周围的人,但没找到胡兰。我又回过头来,还是没有。

    我处在人流中,心中充满了孤独和恐慌。我的目光扫过从我身边跑过的每一个人,我左顾右盼,上下打量,不见她的踪影。

    "妈!妈!"不知怎么回事,我喉咙里竟喊出了这样的字眼,"妈!妈!"好像那个早就抛弃了我的人竟能救我似的。

    那天我真是太傻了。我完全可能被那么多的陌生人撞倒,踏扁,踩死,我肚子里的娃娃也可能被人撞出来。可我竟然在人群中踉踉跄跄地走着,喊着我母亲,喊着胡兰的名字。

    要是你问我,到底过了多久,过了多少钟头,我才被发现,我无法告诉你。等我神志清醒过来,我才明白,原来我坐在一条长凳上,呆呆地望着手中捏着的一颗栗子,就是日本飞机来之前我刚剥开准备吃的那颗栗子。我又想笑,又想哭,我居然在性命都差一点丢掉的情况下还捏着这颗栗子不放。我刚想扔掉它,忽然觉得应该把它保管好。世界变化得太突然了,心里冒出来的最重要的念头居然是这样的。整个城市都疯了,胡兰也不见了,可我居然在考虑要不要保存这颗冷栗子!

    "嗨,大妹子!我希望你还给我留了一颗!"远处传来一个声音,把我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了。

    我看见胡兰从一辆三轮车上跳下来,扑向我。你想得到吗?经受了这样可怕的灾难后,她居然还有心思开玩笑,我却以为她已经死了!我高兴地哭着向她扑过去。

    "快上来。"她说着,伸出一条胳膊,把我拉上去。我丢掉了手中的栗子,然后挣扎着爬上狭小的后座。胡兰自己踏着三轮车。她递给我一根木棍,是一条凳脚或椅子脚。

    "要是有人想抢这辆车,就用这个揍他们!"她喊道,"你只能这么干,明白吗?揍他们!"

    "揍他们!"我重复说了句。我的心跳加快了,我瞧瞧四周,背后,举起棍子,对准一个盯着我的男人。

    直到快到家的时候,我才想起间她这车子是怎么弄来的。

    "这世道真是乱透了。"她说,"我们一到那个空地里,我总算透了口气,瞧瞧四周,忽然我发现,那个从我们旁边的车夫手中抢走三轮车的男人就在前面,他正在蹬车,没几步远。我连想也没想,就扑上去,用力把他从座位上推了下来。他一倒下,我就跳上车,一路蹬来找你了。我看你穿着绿外套,也在找我,但我刚要喊你,就在那一刻,有个人向我扑来了。哇!他手里还挥着一根棍子,想把我打下去,把车弄走,就像我干的那样,也像我之前的那个男人干的那样,可我早就准备好了,没等他下手,我就把那根棍子夺过来了,然后我就用它把那男人赶走了。"

    她朝我晃晃手,她的一个手指头好像破了。"你瞧这世道真是乱了套了。"她说,"连我都这么凶了。"

    就在那天我们离开了南京。

    所以你瞧,我这辈子还算幸运的。我没有真的逃难,只不过和逃难沾了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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