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7.2 淡定与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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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在身后
坐车上下班路过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最近总觉得那个路口空荡荡的。
有一对母女常常在路中间的隔离带附近徘徊，女儿走路不稳，双臂也不能自如的摆动。母亲拉着她，红灯时就在停住的车旁乞讨，在车辆川流的路上，成了一道风景。
我常常想，怎么没有人出面去管？看着让人揪心。可是再细想，我自己也没有给谁打电话或者走过去问问她们的勇气。
和同事说起这对母女，我相信很多路过那里的人对她们都有印象。
“又上班啦？”
什么？我看向那个说话的同事。他抽着烟，把茶杯放到桌子上。
“我说，那娘儿俩，比我上班都准时。”
我不知道该怎样接他的话，顿了顿说，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了。
我看来很悲伤的事，在别人眼里是利益，他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平等，这也许能让生活不会显得过分的沉重。
我好像也有理由用他的方式看事情，因为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过来敲门的乞讨者。我开了门，把方便携带的食品装进袋子里，看到门口还站着一个比我更小的女孩，就把一件刚洗干净并晾晒好的衣服叠起来也装进了口袋。
我把口袋递过去，对方并没有伸手去接，而是问我：
“你有钱吗？”
我怎么会有钱？我是学生，中学生，在家吃住，连零花钱都没主动向父母要过。
“没有。”
对方转身就走了。
爸妈回来，我把这事说了，妈妈说，以后不要开门。
他们没有给我说更多的，可能是怕我过早的对有些东西失望。
后来，我经常被身边的人教育，不要相信外面遇到的可怜人。
一次，在地铁里，几个小孩子在逐个车厢乞讨，和我同行的人小声提醒我不要管。正好车要进站了，这几个孩子忽然变了状态，靠在门口，从兜里掏出瓜子嗑得很悠闲。
“我见他们好几回了，如果有人多给了一些钱，他们几个也是这个样子，像是提前完成任务了。”
同行的人又和我说了一些关于那几个孩子的事。当时印度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正在上映，我就说，如果没完成任务会不会回去后被惩罚？
“你看他们像吗？”
这事没办法探究真相，就结束了讨论。现在地铁里的乞讨行为被全面禁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那些孩子乞讨的背后，也许正是他们的父母。
在某一个地方旅游，火车晚点，到了那里已经错过了宾馆的晚饭时间，导游就领着我们去逛夜市。
在一个摊位前刚坐下，就有两个小女孩站在同行的男子们身后，问要不要给他们揉揉肩。
我们都惊到了，当时已经是半夜，问导游这些孩子第二天不上学吗？导游没说话。还是那两个小女孩说，已经不上学了，看她们的年纪也就十一二岁。
乞讨的孩子，半夜出来挣钱的孩子，出现这种事，可能是父母真的有不得已的情况。但我总觉得那只是他们中的极少数，更多的情况，大约是他们家中的成年人，给自己选择了更轻松一些的生存方式，于是把孩子早早的从学校里拉到社会上。
蒋方舟在《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中涉及到童年的部分，用了一个词，“审判”，她写审判童年。在一个见面会上，陈丹青对此说法和此部分内容认真的和她探讨。
一定是有了非常深刻的，令她不愉快的记忆，才让她在有机会表达的时候用这种方试表达出来。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也见过老师自认为正确的，声情并茂的对公认的坏学生进行谆谆教诲。
这个学生是个失去父亲的男生，不知是否因为没了父亲的管束，他恣意的生长着。
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写作业，该回家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到处也找不到人。
老师那天把他和另一个男生叫到办公室，因为同样的作业问题准备一起进行处理，我们其他人都坐在教室里上自习课。
快下课的时候，老师带着他们两人一起回到教室，我们看见“另一个男生”两眼通红，他则安安静静。老师让他俩回到座位上，布置了家庭作业，宣布放学。
后来，我们知道那节课，那个“另一个男生”在办公室痛哭流涕，说了要痛改前非的话。
这个细节被我们全班同学知道，是因为没了父亲的这个男生又一次没完成作业，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问他怎么回事，说：
“你妈妈多不容易，要养着你和你姐姐。你怎么这么不体谅人呢？我上次在办公室是怎么和你说的？你是怎么向我保证的？”
然后老师用手指着那个“另一个男生”，接着说道：
“我那么苦口婆心，他在旁边听着都感动的哭了，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痛改前非。”
老师觉得自己的口才是很好的，她的教育是成功的，那个痛哭流涕的男生就是她的最好的证明。
老师要进一步扩大成果，继续她的教育，并在之后的教学时间里，这事一次次被她拿来做例子，开头都是这样：连在边上的某某某都触动了，表示要改，要好好学习。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处久了，就会被同化。老师和学生相处久了，也会相互同化的吧。幼儿园的老师说话总是像是学龄前的孩子，高中毕业班的老师永远像打了鸡血一样时刻带领着他的学生们为高考奋战。
我的那位小学的老师可能被我们十来岁的智商同化了，沉浸在她的战果里不能自拔。她用言语使一个同学痛哭流涕，就像是一个男生用拳头使另一个男生痛哭流涕。
这个效果让她很满意，否则她不会不顾两位同学的感受，一次又一次在大家面前炫耀式的提起。
她就像一个站在高处的战士，希望看到对手向她举起白旗。
令她失望的是，直到毕业，她也没能让他们真正的改变。
我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他们三个人都是伤痕累累的。
郑渊洁对童年的学校教育记忆大约也是有很多不愉快，以至于他对应试教育产生了不信任，否则，他不会让孩子离开校园，亲自编写了教材，请了老师按他的规划和教材教育他唯一的儿子。
显然，他是成功的，因为他想在他的女儿身上复制他儿子的经历。
有趣的是，被他还没上幼儿园的女儿一口回绝了，她女儿一直在应试教育里过得也很好。
据说舞蹈家杨丽萍对她的外甥女小彩旗，就是那个在春晚上做旋转表演的小姑娘，采取的教育理念是，数学只要认得数字会花钱就可以了，语文只要认得的字能看报纸就可以了。不只是不是真的，但我们确实看到小彩旗和大多数孩子走了不一样的路。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社会似乎是变得宽松了，大人们经常说，只要快乐就好。
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早早离开学校的孩子，也许因为早早接触了社会，比其他孩子更早的为生活做了准备。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他们不能按部就班的成长时，我们希望他们以后会幸运一些吧。
相比孩子们，成年人有更大的自由，可以为自己做主。
在泸沽湖旅游的时候，去一户人家吃烤鱼。鱼已经烤上了，男主人才回来。他是去到邻居家玩去了，她妻子准备好了一切然后让只有三五岁的儿子把他叫回来。
他坐在我们对面和我们聊天，时而帮着翻弄一下烤架上的小鱼。
他说，鱼很干净新鲜，因为是当天从湖里打上来的。湖就在我们眼前，离他家的房子超不过五十米。
“你早晨打鱼？能捕多少？”
他的回答你绝对想不到。
“鱼是买的，我可没时间。”
我们惊讶了好几秒，问他去外面打过工吗？这里很多人都去山外的镇子上工作。
他说去过，太累就回来了。我们问了让他觉得太累的工作是做什么，听完好像也没什么辛苦的地方。
让他正点上下班，他觉得太累，受不了。
这里山清水秀，世外桃源一样，他说很多人像他一样去了外面又回来了。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机器，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被时间管着，量产学习，量产工作。
谁比谁更快乐，那一刻我是不清楚的，后来在街上见了流浪的人，也并不觉得他们一定就过得不好。
见得多了，我的心好像也变得坚强了，即便偶尔看见一些不堪的景象，也能表现出淡定的样子。就像是当有人呼吁不要吃狗肉，要善待猫狗这样的小动物，猪牛羊表示淡定一样。一件事习惯了就会变得淡定从容，不只是猪牛羊，鸡鸭鱼也都表示是淡定的。
身为当事人都那么淡定，我又有什么可不淡定的呢？抬头看看那些高楼，里面有更悠闲的生命存在着，他们有更坚强的心脏吧。
我就这样淡定了一阵子，单位出差，我去了sh，在那个波浪不定的江边，看到了一个头戴草帽的老者，他在向路人乞讨。身为一个外乡人，我带着我那颗坚强的心脏从他身边走过。
第二天约好做轮渡过江游览，快到码头时，见一堆人围在那里。我走过去，有同事说刚刚一个老头跳江了。我问救上来没有，同事说，那些船上的工作人员只是向水中扔了一个救生圈。
“没办法救，水流瞬间就把那个人卷走了。你记不记得，昨天那个戴草帽的人？就是他。”
我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坚强的心在这一刻忽然就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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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车上下班路过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最近总觉得那个路口空荡荡的。
有一对母女常常在路中间的隔离带附近徘徊，女儿走路不稳，双臂也不能自如的摆动。母亲拉着她，红灯时就在停住的车旁乞讨，在车辆川流的路上，成了一道风景。
我常常想，怎么没有人出面去管？看着让人揪心。可是再细想，我自己也没有给谁打电话或者走过去问问她们的勇气。
和同事说起这对母女，我相信很多路过那里的人对她们都有印象。
“又上班啦？”
什么？我看向那个说话的同事。他抽着烟，把茶杯放到桌子上。
“我说，那娘儿俩，比我上班都准时。”
我不知道该怎样接他的话，顿了顿说，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了。
我看来很悲伤的事，在别人眼里是利益，他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平等，这也许能让生活不会显得过分的沉重。
我好像也有理由用他的方式看事情，因为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过来敲门的乞讨者。我开了门，把方便携带的食品装进袋子里，看到门口还站着一个比我更小的女孩，就把一件刚洗干净并晾晒好的衣服叠起来也装进了口袋。
我把口袋递过去，对方并没有伸手去接，而是问我：
“你有钱吗？”
我怎么会有钱？我是学生，中学生，在家吃住，连零花钱都没主动向父母要过。
“没有。”
对方转身就走了。
爸妈回来，我把这事说了，妈妈说，以后不要开门。
他们没有给我说更多的，可能是怕我过早的对有些东西失望。
后来，我经常被身边的人教育，不要相信外面遇到的可怜人。
一次，在地铁里，几个小孩子在逐个车厢乞讨，和我同行的人小声提醒我不要管。正好车要进站了，这几个孩子忽然变了状态，靠在门口，从兜里掏出瓜子嗑得很悠闲。
“我见他们好几回了，如果有人多给了一些钱，他们几个也是这个样子，像是提前完成任务了。”
同行的人又和我说了一些关于那几个孩子的事。当时印度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正在上映，我就说，如果没完成任务会不会回去后被惩罚？
“你看他们像吗？”
这事没办法探究真相，就结束了讨论。现在地铁里的乞讨行为被全面禁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那些孩子乞讨的背后，也许正是他们的父母。
在某一个地方旅游，火车晚点，到了那里已经错过了宾馆的晚饭时间，导游就领着我们去逛夜市。
在一个摊位前刚坐下，就有两个小女孩站在同行的男子们身后，问要不要给他们揉揉肩。
我们都惊到了，当时已经是半夜，问导游这些孩子第二天不上学吗？导游没说话。还是那两个小女孩说，已经不上学了，看她们的年纪也就十一二岁。
乞讨的孩子，半夜出来挣钱的孩子，出现这种事，可能是父母真的有不得已的情况。但我总觉得那只是他们中的极少数，更多的情况，大约是他们家中的成年人，给自己选择了更轻松一些的生存方式，于是把孩子早早的从学校里拉到社会上。
蒋方舟在《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中涉及到童年的部分，用了一个词，“审判”，她写审判童年。在一个见面会上，陈丹青对此说法和此部分内容认真的和她探讨。
一定是有了非常深刻的，令她不愉快的记忆，才让她在有机会表达的时候用这种方试表达出来。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也见过老师自认为正确的，声情并茂的对公认的坏学生进行谆谆教诲。
这个学生是个失去父亲的男生，不知是否因为没了父亲的管束，他恣意的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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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那天把他和另一个男生叫到办公室，因为同样的作业问题准备一起进行处理，我们其他人都坐在教室里上自习课。
快下课的时候，老师带着他们两人一起回到教室，我们看见“另一个男生”两眼通红，他则安安静静。老师让他俩回到座位上，布置了家庭作业，宣布放学。
后来，我们知道那节课，那个“另一个男生”在办公室痛哭流涕，说了要痛改前非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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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妈多不容易，要养着你和你姐姐。你怎么这么不体谅人呢？我上次在办公室是怎么和你说的？你是怎么向我保证的？”
然后老师用手指着那个“另一个男生”，接着说道：
“我那么苦口婆心，他在旁边听着都感动的哭了，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痛改前非。”
老师觉得自己的口才是很好的，她的教育是成功的，那个痛哭流涕的男生就是她的最好的证明。
老师要进一步扩大成果，继续她的教育，并在之后的教学时间里，这事一次次被她拿来做例子，开头都是这样：连在边上的某某某都触动了，表示要改，要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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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像一个站在高处的战士，希望看到对手向她举起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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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社会似乎是变得宽松了，大人们经常说，只要快乐就好。
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早早离开学校的孩子，也许因为早早接触了社会，比其他孩子更早的为生活做了准备。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他们不能按部就班的成长时，我们希望他们以后会幸运一些吧。
相比孩子们，成年人有更大的自由，可以为自己做主。
在泸沽湖旅游的时候，去一户人家吃烤鱼。鱼已经烤上了，男主人才回来。他是去到邻居家玩去了，她妻子准备好了一切然后让只有三五岁的儿子把他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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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鱼很干净新鲜，因为是当天从湖里打上来的。湖就在我们眼前，离他家的房子超不过五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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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是买的，我可没时间。”
我们惊讶了好几秒，问他去外面打过工吗？这里很多人都去山外的镇子上工作。
他说去过，太累就回来了。我们问了让他觉得太累的工作是做什么，听完好像也没什么辛苦的地方。
让他正点上下班，他觉得太累，受不了。
这里山清水秀，世外桃源一样，他说很多人像他一样去了外面又回来了。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机器，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被时间管着，量产学习，量产工作。
谁比谁更快乐，那一刻我是不清楚的，后来在街上见了流浪的人，也并不觉得他们一定就过得不好。
见得多了，我的心好像也变得坚强了，即便偶尔看见一些不堪的景象，也能表现出淡定的样子。就像是当有人呼吁不要吃狗肉，要善待猫狗这样的小动物，猪牛羊表示淡定一样。一件事习惯了就会变得淡定从容，不只是猪牛羊，鸡鸭鱼也都表示是淡定的。
身为当事人都那么淡定，我又有什么可不淡定的呢？抬头看看那些高楼，里面有更悠闲的生命存在着，他们有更坚强的心脏吧。
我就这样淡定了一阵子，单位出差，我去了sh，在那个波浪不定的江边，看到了一个头戴草帽的老者，他在向路人乞讨。身为一个外乡人，我带着我那颗坚强的心脏从他身边走过。
第二天约好做轮渡过江游览，快到码头时，见一堆人围在那里。我走过去，有同事说刚刚一个老头跳江了。我问救上来没有，同事说，那些船上的工作人员只是向水中扔了一个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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