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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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不是没有敌人,但这些敌人已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南方的方国珍、陈友定在朱元璋眼中,只是小股土匪。只有北方的元朝皇帝,似乎要严肃对待一下。就是在这年十月,应天城里百花几乎要迫不及待地绽放时,他下达了对元王朝的总攻。1367年,距伟大的英雄人物刘福通掀起反抗元王朝的旗帜已过去十六年,距朱元璋自己参加红巾军已过去十三年,他才正式面对他一直叫嚣着是敌人的元王朝。

    如果以“成败论”来论述朱元璋,那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朱元璋是个胸怀大略、善于韬光养晦的智谋人物。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朱元璋,那他是个具有罕见手腕和独特眼光的人,他善于坐山观虎斗,善于保存实力,在关键时刻给对方致命一击,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如果从“人性”上来论述朱元璋,那他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瘪三。他在1368年称帝前打击的所有对手其实都是他的战友,他的战友刘福通始终在和当时人类最大的敌人元王朝战斗,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方国珍都有过和元王朝的军队血战的记录。只有朱元璋,这个浑水摸鱼、始终在谋杀自己战友的瘪三和元王朝军队未发生过引起轰动的战斗。

    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绝对不是个好人。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阅读朱元璋的事迹时一定要小心,如果像他那样做人,你会不得好死。但如果你不想做个普通人,人性对你而言只是垃圾品,那你一定要学习一下朱元璋,因为他是个异形政治家和生存魔王,你只需要学习到他身上的一门,就足以横行天下。

    朱元璋把攻击当时世界上的合法政府元政府的军事行动称为“北伐”,北伐军的总司令自然又是他的得力将军徐达。

    对于这次“北伐”,徐达有自己的一套军事战略。他说:“应采取斩首行动,直逼大都,一战而下,全国解放的钟声就可以敲响了。”

    刘伯温根据刘福通北伐失败一事和自己对元大都城池的了解,又结合了朱元璋兵团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刘福通北伐采取的就是斩首行动,最后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稳扎稳打。另外,元大都城墙坚固,短时间内不可下。一旦山东的元军全部奔赴元大都,我们就是腹背受敌。况且,我们在南方打陈友谅和张士诚,海战居多。我们兵团在陆地作战的能力,或者说,是到北方陆地上战斗的能力是否能全部发挥出来,还是未知的。”

    朱元璋点头认可,最后,两人商量了一套战略。这套战略最终成功,它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南方政权“北伐”总以失败告终的常规。朱元璋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南方政府向北方政府进攻成功的案例。而这场成功案例的先期规划者正是刘伯温。

    这份计划是这样的:先平定山东,这叫撤了元大都的屏障;移兵河北、河东,这叫毁了元大都的篱笆墙;再攻陷潼关而守之,这叫扼其门槛。于是,元大都就成了势孤援绝之地,不战而下。元大都一下,向西进军,关陇之地可席卷而解放也。

    朱元璋宣布了这个战略,他的将军们都称“善”。朱元璋声称,他自己是汉族人的救世主,他现在北伐合法政府元政府,是为了汉人的复兴,他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又说,他还是个解放者,他有解放全中国,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尚情操。他要把蒙元反动政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他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当徐达兵团渡过黄河,进攻山东时,朱元璋的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向福建和广西进军。1367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兵团攻陷沂州(今山东临沂)。刘伯温建议朱元璋让徐达大展军威,不作停留,攻击益都(今山东益都)。朱元璋说:“益都是蒙古人在山东的重地,徐达兵团需要休整,恐怕以疲惫之师攻击它有难度。”刘伯温说:“我已看过天象,火星驱逐着金星,现在两颗星正以齐、鲁的益都为界。我占卜后得到的结果是,宜大展兵威。”

    朱元璋说:“好,那就依你之言。”徐达在接到朱元璋“宜大展军威”的命令后,毫不犹疑,命令他的兵团以闪电的速度奔赴益都,一抵达城下,即发动猛攻。益都在徐达兵团的猛攻下,无法支持,顷刻陷落。徐达兵团再接再厉,继续保持着凌厉而持续的攻击。1368年正月,山东战场捷报频传,朱元璋心花怒放,预料山东已是囊中之物。李善长适时地向朱元璋提出:“您应该建立新中国了。”

    朱元璋说:“善。”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举行开国大典。他宣布他现在是中国的皇帝,他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的国号称为“明”,建元洪武,1368年是为洪武元年。

    虽然开国了,刘伯温的职务仍没有任何起色,只是多了个“太子率更令”的职务。这个职务只是太子宫的一名普通官员,掌东宫的宫殿门户和赏罚。

    刘伯温丝毫不感到沉闷,当时应天城中的空气极为清新又极为忙碌。朱元璋在北伐的同时,还在向方国珍发动最后的攻击,应天城里仍然忙碌异常。

    方国珍在1367年阴历七月突然有种神秘的感觉。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满头是小蛇的妇人穿过他的宫殿到后花园中去,那个妇人穿过他宫殿时,向他回眸一笑。方国珍马上打了个冷战,他把自己投进回忆的泥沼中,他记得儿时在老家的乡下玩耍时,也看到过这样一个妇人。一些老人告诉他,这个妇人是死神。那时候他还小,但已知道了死亡是件可怕的事,于是他号啕大哭。自他革命以来,无数次险象环生,他都未曾见过这个死神,他几乎忘了还有死神这个神。当他在那1367年阴历七月那个雨后的下午看到死神时,他垂头丧气。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关注着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最后决战。当他得知张士诚困守苏州城时,惊慌地大叫起来,说:“完了,完了,朱秃子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啊。”

    他想过一百种方法摆脱灭亡,可他又不自觉地用了一千种理由否定了这些方法。他思来想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故伎重施:积累粮食和财宝,泛舟海上,过海盗一样的浪漫生活。

    就在他遇到死神的几天后,朱元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他。信中严厉指责他,到了这个时候还给元政府运送粮食,这是冥顽不灵。朱元璋还热心地为他指明了一条路:“投降我,这是唯一的活路。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你搬到船上的财宝会成为你坟墓里的蛆,你的家人会和你一样,在坟墓里哭泣。”

    方国珍被这封信气得跳了起来,说:“朱秃子这人说话太不要脸,他怎么就知道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居然恐吓我。我本来有要归顺他的心,现在全完了。”

    他想给朱元璋回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可提起笔来想了想,又放下了。他一向是个给自己留后路的人,就是因此,他才多活了这么多年。可朱元璋等他的投降等了两个月,最后等得实在不耐烦了。1367年阴历九月,朱元璋命令他的一位副宰相朱亮祖带领兵团进攻方国珍。

    张士诚在应天城中壮烈的几天后,朱亮祖兵团攻陷了方国珍的台州。方国珍知道朱元璋兵团强大无比,可从没想过强大到这个地步。当他在琢磨朱元璋的兵团如此神速的原因时,1367年阴历十一月,朱亮祖兵团直抵方国珍所在的庆元,方国珍抵抗了一会儿,发现根本不是对手,急忙放弃庆元,逃到海上。方国珍此时已狼狈不堪,可朱元璋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派出一支海军,会合朱亮祖兵团,到海上去寻找方国珍的主力。

    1367年阴历十二月,方国珍黔驴技穷,在海上动弹不得,无奈之下,给朱元璋写了封投降书。朱元璋对方国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他,他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本来应该穷追猛打把他赶进地狱的,但我是个大度之人,不计较他的过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刘伯温叹了口气,方国珍是他前半生最讨厌的人,想不到斗转星移,他最讨厌的人,即将要和他成为同僚。世事无常,他这个半仙也卜算不到这样戏剧性的事情。

    这位刘伯温最讨厌的人于七年后病死在应天城,朱元璋还假惺惺地让宋濂给他写了墓志铭。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刘伯温能做主,他会说:“对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这样的主,1368年到来后,他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谋关系已接近尾声。

    《御史中丞诰》

    1368年阴历三月,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一道手诏,名为《御史中丞诰》,摘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太史公之职,天下欣闻;中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当兵起,乘时纷坛。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谳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乃者肇开乌府,丞辅需贤,断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于期为盛。於戏!纪纲振肃,立标准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

    这道手诏,是朱元璋对刘伯温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作的一个打分。朱元璋说:“刘先生您的才学、人品那是没得说,您的军事谋略、经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这么多年来,您提出的先南后北、先陈后张的战略使我混到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虽然您那么多神乎其神的观天象、摆卦象帮了我很多,但我认为,您的这些都是业余娱乐,也就是说,我没有把你当成个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谋略大师。”

    只有天知道,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政治家向来把说真话当成是不祥的妄动。我们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朱元璋还有句话:您所有的计策,我都是审视而后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谋划策伟大,但我能审视而用你的计策,那证明,我比你伟大。

    这道手诏中还谈到刘伯温自担任御史中丞以来的工作成绩,朱元璋说:“自从您担任这一监察部门的官员以来,纪纲振肃,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剑,斩那些倨傲的官员。”

    朱元璋这段叙述的确是真的,刘伯温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担任监察官时,严肃法纪,成了法律严肃的象征。

    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对任何触犯法律,甚至只是违反了礼仪制度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并且采取行动。每次的朝堂上,刘伯温都是发言最多的人,被他发言击中而名誉扫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

    刘伯温在太子朱标的东宫中主管惩罚。太子宫从上到下,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教师,稍有过错,就会受到刘伯温的严厉惩治。那些被惩治的人突然发现,这个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和从前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他们更怀念后者。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刘伯温此时终于可以发挥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大展拳脚,而且朱元璋也给了他一个坚固的平台。朱元璋对刘伯温在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看上去,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的,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得到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朱元璋严苛阴毒,他喜欢把这种性格中的毒素施法于政治上,也就是说,他的严苛阴毒是目的。刘伯温的严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里对不公现象的一种化学反应,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

    刘伯温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欢喜异常,因为他需要有个人整顿秩序,维持纪律。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能有今天,曾纵容过他的手下,让他们极限地发挥人性中的恶。徐达、常遇春等诸多武将都有过屠杀平民百姓的记录,他们在多次凯旋中逐渐沾染了傲慢、无视规则的放荡心态。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群体,也在多年为他营造功业的过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的脾性。这是朱元璋必须要铲除的,而武器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因为他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在做分内之事,为了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新中国,他认为得罪人天经地义,作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险就在他这种性格的运行下,开始嗅着他的踪迹,准备给他一击。刘伯温没有感觉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许多。

    朱元璋不仅为他写了篇《御史中丞诰》这样空虚的评价书,还为他做了可用肉眼见到的感谢。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浙西全成为他的领土。1368年阴历二月,他派人到曾经是张士诚的地盘上核实田亩,制定赋税。朱元璋做这件事之前是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对张士诚开战以来,他的兵团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王师”的待遇。张士诚领土内的居民对朱元璋兵团来解放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地方还咒骂他的军队,认为他们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刚被“解放”的苏州,居民还称张士诚为张王,对于解放了他们的救世主“朱元璋”这三个字,他们连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说,西吴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在骂街。对张士诚政府抱有无限好感的人,认为说“朱元璋”这三个字,会引起口臭,甚至会烂舌头。

    朱元璋对张士诚领土内的人民没把他当回事这件事,早有耳闻。所以这次派人去核实张士诚曾占据的浙西田亩、制定赋税政策时,怒气冲冲地把该地区的赋税定得奇高,几乎高出了其他地方两倍。青田本属处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这种喜怒用事的范围内。

    刘伯温提出异议,他说:“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垒石作田,耕种起来特别难,如果还收那么重的税,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图,发现青田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在青田那里画了个圈,说:“刘先生有功于我的新中国,青田是刘先生的家乡,所以这地方的赋税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这样做,能让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刘先生的恩情。”

    刘伯温深为动容,但他对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却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吴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国的大明皇帝。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新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体汉族被蒙古人骑在脖子上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把中国重新拿到汉人的手里,这份功绩,如果抛掉历史时势的因素,那是可与日月争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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